“看不見的宣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開展宣傳活動的主要特征和手段，從本質上說是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硬內核”隱藏在新聞報道、電影電視、文化活動、慈善基金、學術理論等“軟包裝”中，看起來要像從未進行過一樣。“看不見的宣傳”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實現對受眾的觀念和行為施加影響，[史安斌、王沛楠：《隱性宣傳：概念·演進·策略》，《對外傳播》2016年第1期。]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其所希望的方向行進，但是，被宣傳的對象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了解西方“看不見的宣傳”的本質，掌握開展“看不見的宣傳”的方法，對于我們充分認清西方宣傳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西方國家開展“看不見的宣傳”，從策略上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標榜媒體“獨立性”，對宣傳進行掩蓋。

　　“看不見的宣傳”，首先是在媒體“獨立性”方面進行迷惑和掩蓋。西方國家一直標榜它們的新聞媒體是獨立的，不受政府和政黨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進而秉持“客觀報道”，成為“社會公器”。表面上看確實如此，許多媒體是私人傳媒企業或獨立新聞機構，不受政黨控制，對新聞事件的報道看起來是客觀、公正、平衡的。這讓不少人對西方媒體持有一種“美好幻覺”，甚至因這一“美好幻覺”而貶低我國的媒體。

　　實際上，“獨立媒體”可以獨立于政府、獨立于政黨，卻不可能獨立于資本。那些在世界新聞業界舉足輕重，對本國乃至世界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施加著巨大影響的傳媒集團，大都掌握在西方極少數大家族、大財團手中。西方國家媒體在其意識形態控制和利益集團控制下，總會與政黨和政府存在各種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事實說明，西方國家的一些主流媒體在大方向上通常都是與政府保持一致的，在對外政策上尤其如此。而對一些自己看不順眼的國家的“負面新聞”，美國媒體卻不惜筆墨、大肆炒作，有時甚至編造虛假新聞。這時，所謂的客觀報道原則就被拋在了一邊。

　　因此，西方媒體標榜的“獨立”只是一種政治障眼術，現代西方新聞學故意突出強調新聞媒介只是新聞傳播的工具、信息交流的介質，是“社會公器”，極力否定新聞和新聞事業的意識形態屬性和階級性，就是為了使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聞報道為廣大受眾接受，掩蓋其作為資產階級喉舌的性質。

　　二是強化傳播意識，淡化“宣傳”色彩。

　　在西方語境下，“宣傳”（propaganda）的概念起源于宗教，最早指的是廣泛傳播天主教教義的活動。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已經出現了運用宣傳手段來影響輿論的行動。但是，現代意義上的“宣傳”概念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利用大眾傳媒展開大規模的說服行動，并影響相關國家對戰爭的態度。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國家認為，“宣傳”的理念有悖于“信息和思想自由市場”的主流觀念，帶有政治色彩的推銷、灌輸和偏執等意味，因而一般用“傳播”“溝通”“公共關系”等概念取代宣傳。如美國的國家宣傳體系——《國家戰略傳播構架報告》，就采用相對中性的表述消解了人們對“宣傳”一詞較為負面的刻板印象。直至今日，美國的對外宣傳工作依然被說成“公共外交”，而由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主導面向國內受眾的輿論引導活動，則被說成“公共事務”。[陳力丹、潘彩霞：《看不見的宣傳——美國脫口秀節目走紅的傳播學分析》，《新聞愛好者》2014年第5期。]

　　三是借助文化傳播，進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傳播。

　　西方國家還借助強大的文化產業優勢，開展“看不見的宣傳”，推銷其社會政治理念、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宣揚西方的社會制度。這種打著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旗幟的文化輸出，看似建立在雙方彼此平等往來的基礎上，實際上由于各國經濟、科技力量的不同，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存在著不平衡、不平等關系。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人特別是很多年輕人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不斷受到侵蝕，對西方文化理念產生親近感和信任感，甚至產生認同感和依賴感，本土文化、民族傳統反而被淡化。以美國為例，美國生產了世界上75%的電視節目和60%的廣播節目。好萊塢電影生產總量不到世界的7%，卻占世界電影放映時間的80％和票房收入的75%。美國政府部門與好萊塢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已成為一種慣例，借助于好萊塢的全球影響力，美國政府部門很容易展開“宣傳”攻勢，甚至對全球輿論實施影響。可以說，好萊塢已經成為美國政府開展“看不見的宣傳”的重要平臺。

　　開展“看不見的宣傳”，在具體操作層面還離不開傳播技巧上的靈活運用。

　　一是通過議程設置來調控媒體報道。西方發達國家非常擅長通過人為制造一些媒體熱衷的事件，將社會事件演變為吸引眼球的媒體事件，擴大社會輿論影響，引導媒體替政府做宣傳。白宮被稱為頭號新聞制造者，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經常利用政策出臺的動向、政府信息的公布以及重大決策的出臺，巧妙地將新聞媒體報道的重點聚焦到預設的框架中，既增強了媒體的主流方向感，也滿足了公眾的求知欲，潛移默化地實現了既定的宣傳造勢和輿論調控目的。普通受眾還以為是媒體深度挖掘、尋究內幕，實際上卻是美國政府在不斷地放風。這種利用官方權威信息源的選擇性公布拋出“誘餌”、包裝政策、制造新聞的做法，就是議題設置。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指令性要求引發公眾厭惡的“宣傳腔調”，也巧妙地把握對特定事件的定義、解釋和評論的導向，將輿論動態約束在政府制造出來供媒體報道的事件范圍內。[陳力丹：《看不見的宣傳有何道理》，《時事》2014年第1期。]

　　二是通過內容植入來輸出價值觀。不同于新聞報道，電影、電視劇等內容經常會被認為是娛樂性的，與政治和宣傳無關。但實際上，就在受眾認為一部電影或電視劇是完全獨立而非政府資助的信息傳遞時，這些所謂商業中立的影視通過臺詞和情節的巧妙設置，常常傳遞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這種“內容植入”甚至于比新聞報道更有號召力。比如好萊塢電影中，反面角色或惡勢力經常是中東恐怖分子，地痞流氓又總能讓人覺察出亞洲人的影子，而美國人則是始終如一是“高大上”的正義化身，不知不覺中美國給世界貼上了標簽，完成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傳遞。[陳一收：《美國政府輿論宣傳的策略與技巧》，《理論月刊》2015年第5期。]

　　三是利用第三方進行傳播。西方政府還整合社會力量，建立或扶持大量的非政府組織（NGO），例如慈善基金會、智庫、公民團體等，利用“第三方傳播”效應強化對其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學術界、理論界等原本“遠離政治”的領域，就充當了西方政府開展宣傳的重要力量。披上學術研究的外衣，普通大眾很難看清背后真相。比如，“軟實力”理論的創立者、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的約瑟夫·奈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杰維斯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在為中央情報局服務并從事宣傳工作。[史安斌、王沛楠：《隱性宣傳：概念·演進·策略》，《對外傳播》2016年第1期。]

　　四是積極利用互聯網進行滲透。由于國際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出現信息無國界傳播現象，加速了各種文化的相互吸引、融合。然而，在網絡內容制作和控制網絡未來發展的技術方面，美國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擁有世界上最有實力的軟件制造商和傳播網絡，占據電子報刊的最大發行量，也是傳統媒體與網絡世界融合程度最高的國家。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高科技手段為后盾，象征美國文化的那些產品更容易制作和傳播，也更容易成為整個世界的消費品。它們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進入到世界各國的學校和家庭，以看似不經意的方式滲入到人們的心理層次和日常習慣之中，尤其全方位地滲入到青年一代之中，對青年產生深刻影響。

　　總體來看，“看不見的宣傳”與傳統的“看得見的宣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隱蔽性和多樣性，有效降低甚至消解了“宣傳”可能引發的反感或抵觸情緒。我們必須客觀正視并剖析西方國家在宣傳方面的實踐經驗，批判性地借鑒吸收它們的宣傳策略，掌握并運用適應現代傳播規律的技巧，才能更好地適應當前輿論生態的新變化，創新工作方式方法，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更加入腦入心。